天下齐物？ ——“上海女孩”假新闻背后的思考

「1」

传奇的年夜饭

只因在你老家多看了餐桌一眼，于是你我此生不再相见。

这也许是2016年春节期间中国最火的一顿饭，它的火不在于这是一顿人间闻所未闻的美味珍馐，而在于它所引发的社会讨论热潮。这顿本来再普通不过的一顿晚餐，却引起了一对情侣就此离别。

女孩本来随男友到男友江西老家过年，为婚姻大事做进一步打算，怎奈何在经历过交通不便等一系列不适应后，女孩终于在面对这一桌饭菜后忍无可忍，求助社交网络后克服心中彷徨惊恐毅然决然不顾艰难险阻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有如红拂夜奔一样坚定如铁终于回到了她心中的光明之地——上海，当然，只是她孑然一身。

这次戏剧化的离别经过社交网络的持续发酵，影响不断扩大，引发了春节期间全民大讨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仅仅半个月后，这则新闻被爆料是子虚乌有：故事的女主角不是被污名化，被大众早已贴上“傲娇”标签的上海女孩，而是上海周边某省一个城市的一个已婚女士，只因不想回丈夫老家过年，在心中无名火的驱使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顿2016中国年度火爆晚餐的照片，配上了她脑洞大开的叙述，从而引发了一场网络大论战。

著名作家张贤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小说不可避免会走向衰败，原因很简单：一个巨变的社会中发生的真实故事比小说更有悬念，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所以他说以后我们只用看新闻就够了。我们不禁要为张贤亮独具慧眼的预测喝彩，今天的中国人确实用更多的时间花在手机阅读新闻中，新出现的网友评论有时甚至喧宾夺主，更吸引各位看客的眼球。

即使智如张贤亮者，也未必能构思出如此精妙的情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从网友评论中看出，一部分网友并没有觉得被这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假新闻所愚弄，而是觉得假新闻中所揭示的巨大城乡差距、婚姻困局确实存在。

这里我们暂且搁置事实的真伪。其实一个事件不管是否真实存在，一旦经过广泛的传播，它已经脱离了事件制造者的控制，引发的社会讨论成为一项真实存在的社会事实追求女孩子开百场，如同改革开放初期张贤亮轰动一时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对性的描写和探讨，引发了全社会的热议。小说里的主人公、情节是虚构的，人物讨论是有其现实意义，而我们不妨将这次“上海女孩”出走当成一部具有社会意义的小说来看待，因为社会对这一事件认真地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有观点支持女孩义无反顾追求自己的幸福，坚持内心的想法，有权利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婚姻就应该找生活方式类似的人；有观点认为女孩的行为缺乏教养，深深伤害了小伙和小伙的家庭；有人并没有过多地指责女孩的冲动，只是在社交网络上贴出了自己农村生活的照片：坑坑洼洼的土路、让洁癖者胆战心惊的旱厕，作者并非想为农村正名，更多的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更无奈的是中国社会有太多人并没有认识到真实的农村生活。

从真实存在的讨论中，我们真实地认识到中国社会正在形成不同的阶层，不同阶层的人们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特有的思维方式，城乡差距的真实存在确实成为婚姻中的障碍，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社会的进步，社会开始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公众理性的辩论开始浮现。下面我们主要讨论这些讨论背后存在的真实的社会因素。

「2」

新时代的子君

故事中女孩的出走让我想起了易卜生《玩偶之家》里的娜拉，娜拉在认识到丈夫的虚伪面目后，拒绝成为其傀儡，勇敢地离开原来的坟墓，追求自由的新生活。娜拉的出走向那个男女权利极其不平等的社会发出女性最强烈的抗议，这种抗议声不久传至五四之后的中国。

人们在称赞娜拉的精神和勇气的同时，开始思考娜拉离开之后，该如何生活在那个男女仍不平等的世界？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的娜拉走后只可能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堕落，一条是回到原来的家庭，因为娜拉在那个时代很难获取谋生之道。

为了印证娜拉出走在那时的中国会遭遇到同样甚至是更悲惨的命运，鲁迅创作了小说《伤逝》。主人公涓生和子君，一个是依附体制却有理想的小文员，一个是热爱文学渴望自由的富家小姐，两人为了同一个梦想——自由恋爱，而不顾家庭的反对、朋友的忠告，走到了一起。两人的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生活便开始遭遇危机：涓生所在的体制因为他不合礼法的同居抛弃了他，他的朋友因为他的执念疏远了他，而子君的忤逆、不孝之举更成为其家庭的污点。

种种变故后，子君开始厌恶起这种只是为了生存而存在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他“不过是在叭儿狗和油鸡之间”，可渐渐，涓生连这种生活也不可得：油鸡被当成盘中餐果腹，阿随（狗名字）因主人生活拮据，被抛弃在荒野之中。当这种困境来临时，往往女性好像更有勇气去面对，昔日小家碧玉的子君忍受着他人冰冷的目光，嘲笑的眼神回到那个斥她为污点的家，她离开时为涓生留下了几十个银币，只为了让涓生在那个冰冷的世界里获得更多一点温暖。

子君为了爱人，回到了她最初的家，只因生活的困顿。在那个生存机会匮乏的年代，为了爱人，她还有其它的办法吗？鲁迅说过，“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要常常饥饿”。面对没有饭吃的窘境，再美好的爱情也不会保鲜太久，因为饥饿，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尚未开花就被狂风密雨打落。为了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鲁迅提出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

百年之后，迅翁倘若看到担忧的饥饿问题在中国几乎绝迹，夫妻轴取代了父子轴，成为家庭主要构架，社会中男女权利日趋平等，女性在某些领域甚至能获得比男性更高的职业成就，他一定会为曾作为对中国难以改变的悲观论调犯下的错误而倍感欣慰。

然而，让他更意想不到的是百年后中国竟有一对爱人为了吃饭而分手，只是女孩吃了一顿不想吃的晚饭而分手。这晚饭在中国农村不可谓不丰盛，有荤有素，鱼肉俱全，在涓生和子君的眼中称得上是饕餮盛宴，这顿饭是年迈的老人迎接未来的儿媳妇精心准备的春节前的接风洗尘之宴，在迅翁的心里，这是“在家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的完美体现。

女生却并不认为摆在她面前的是一场盛宴，在她的眼中，更确切地是在女孩支持者一方阵营发出的评论看来：这些精心准备的菜品颜值太低，看起来黑乎乎的，辨不清进食的是为何物；筷子长短参差不齐不说，且未清洗干净，也不消毒，带着岁月的沉淀；最煞风景的是每样菜竟都装在不锈钢碗里，这岂不是破坏了菜品的神韵和意境。女生被这从未见过的“饕餮”所震惊，自然也就很难感受到小伙父母的精心准备和良苦用心。迅翁的那句名言“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也许正是这位上海女孩当时真吃饭时心态的真实写照。

所幸的是身处信息时代的“上海姑娘”能用社交软件在上海的本地聊天群中大吐苦水，在获得熟悉的陌生人精神支持下，迅速而又坚定地找到了一条回乡的归途。

一百年前，子君只因吃不上饭无奈地离开了涓生，为了让能让子君更好地吃饭，这是一个严峻的生存问题。一百年后，女孩因为自己不想吃饭而离开了江西小伙，为了自己能在更舒适、熟悉的环境中吃到能让自己更满意的饭，这是严肃的一个生活问题。

鲁迅没有想到的是当生存问题解决之后，生活的品味竟然成为了不可逾越的底线，不容一天受到玷污。我们不禁要问，个体的忍耐度为何会变得如此脆弱，爱情中本应该有的包容和责任为何会荡然无存，本来相爱的两个人，只因不同的生活世界就分道扬镳，还是和社会“个体化”的出现有关系呢？

「3」

同一个中国，不同的惯习

已故的著名人类学家安德森有一本书叫《想象的共同体》，在学术界享有盛誉，该书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想象”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力量，即使是最小民族国家的每个公民，也不可能认识该国的大多数人，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个人心中。”这种共同体的意象从18世纪末就开始不断激荡着民族国家在世界各地诞生。

此书的理论模式不一定适应于中国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我们来自哪个省市，不管我们操着何种方言，每个中国人都是通过对中国的想象来定义自己：我们都是中国人。遗憾的是，这种大同的认知只是出现在我们运动员出现在奥运会等国际赛场上国歌奏响的那一刻，只出现在我们的国家面临危机时，人民经过动员后的同仇敌忾。在更多的时间里，我们每个人总是通过我们在社会中拥有的财富多少，在科层制里的级别大小，消费的品牌，居住的城市来定义自己，认识他人。

在当今中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差距之大，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在2014年发表了的一篇名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的文章，他从现实出发扩宽了社会分层的视野，从“城市——农村”和“中小城市——小城市”两对视角区分了中国社会实际存在的四个世界，这四个世界中产业结构、人口模式有着巨大的差异。

李强教授没有特别说明这四个世界中群体生活方式的差异，可是，按照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四个世界中的个体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惯习。何为惯习？可以理解成为一定社会结构内化而形成的习惯，惯习不是个人的，而是一种群体性的稳定的行动倾向。

上海作为中国开发最早的国际大都会，在长期与世界接触中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和外向视野，而作为其居民的上海人在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熏陶下形成了与中国内陆迥异的惯习：更加注重生活品质。上海人不是一个静态的being，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学家韩起澜在《苏北人在上海》一书中考察了二十世纪初的上海，不同籍贯的群体名声如何在上海这个都市被建构，而时至今日，那些曾经背负污名苏北人群体的后代早已融入到现代上海生活中，成为一名真正的上海人。

今天的上海，涌入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的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中只有少部分幸运者拿到了上海的户口，虽然故事中的江西小伙尚未成为其中一分子，可是我相信他长期在上海的生活，让他早已和曾经乡土社会的惯习决裂，逐渐习惯了更讲究品质的上海生活。在这种惯习熏陶下，上海女孩才可能会倾心这个外乡人。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生活在大众文化的熏陶里，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在这个大众流行文化成为“时代精神”的语境下，大城市是时代最好的见证者和语境最好的实现者，大城市的人们则躬逢其盛，沉浸在这华丽的喧嚣中，江西小伙和“上海姑娘”想必也多少受到一定影响。

也许他们会在周末相聚在新天地的咖啡馆里，也许他们会在某个闲暇的夜晚在IMAX影院中享受最新美国大片带来的刺激，也许他们会在纪念日中去体育场听一场明星的演唱会我的想象也许对于并没有完全发生在他们的身上，而这种消费文化确实弥漫在上海的空气中，侵入他们的惯习细胞中。

当女孩来到与之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世界，她的震惊程度也许不亚于来到了侏罗纪世界，从现代性谱系来看，如果说上海进入到了一个后现代社会，那么江西乡村还处在现代的边缘。社会学中有个概念叫做“文化震惊”，指的是当一个人首次接触到他从未接触过的其它文化时，会对其它文化中的一些事项感到震惊，甚至不适，比如说一些部落中的祭祀仪式。

不同的惯习接触不仅会产生震惊，甚至会带来痛苦：经济学家西托夫斯基在其名著《无快乐的经济》在有一个观点：人一旦形成一种习惯，固守习惯会带来舒服，如果改变就会产生痛苦。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制造出一套复杂的指标体系，比如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爱看何种类型的电影，喜欢吃鱼还是喜欢吃肉等，对法国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划分，他在研究中指出工人不喜欢吃鱼，并嘲笑那些吃鱼的人女子气太浓。

看了以上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解释，我们就不难理解支持女孩那位作家的观点：碗筷必须要干净，喝不同的茶，必须要用材质不同的茶杯，否则两人只能形同陌路，不相为谋。

其实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就为城里人认为乡下人不识字愚笨辩解，他认为识字与否并不能作为评判智力的标准，城里人识字，乡下人不识字，只因为城里人生存需要文字获得生存的知识，而乡下人不需要文字就可以获取生活的知识，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模式。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自己的惯习，每个人都是文化自我中心者，这难免产生不满。让讨论者震惊的是，女孩当晚就离开这一过于自我的反应让很多人难以接受。

「4」

个体化的婚姻

“婚姻”二字，按照大儒郑玄的解释：“婚”为男方在黄昏之时去往女方家迎亲，而女子因为新郎到来而成“姻”。有意思的是，“上海女孩”也是在晚饭之后，黄昏之时离开追求女孩子开百场，也是在因为男朋友离开，只不过和古代人走的路背道而驰。

婚姻不是爱情，今天看来也许是一句废话，每个人都认同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这个观念。可是古代中国，婚姻和爱情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桩婚姻本是在夫妻双方未相识之间所注定的命运，婚后相爱与否真的是上天注定。

那时婚姻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延续男性家族的香火，当个人的爱情一旦不利于家族的发展，甚至可能不利于家族的兴旺，往往被家长无情地否决：我们熟知的宋代才子陆游和佳人唐婉，《红楼梦》中一见钟情的宝玉和黛玉都遭此无情的厄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要反抗，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觉民的抗争让他冲破封建旧家庭桎梏，追求到了个人的幸福。

从此中国社会的婚姻的主动权逐渐转移到子女个体手中，君不见故事中的女孩亦是如此，不顾母亲的劝阻来到江西农村。“个体化”这个概念也来自西方学者，指的是个体在社会实践中拥有完全行动自主性，并对行动的后果进行负责。故事里的女孩的到来是自主的行动，离开却是不负责责任的行为。

有中国学者在比较中国和西方不同历史脉络后发现，中国的个体化有自身的特点：缺乏公共意识。也许中国人自古以后缺少西方的公共精神，如同费孝通所说的只讲私德，不讲公德，然而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个“关系依赖”的社会建构中，中国历史上最注重“仁”的教育，其教育实质就在于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之间的关系。

女孩的离开是如此突兀，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在网络时代、城市化大发展时代如何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人之间的关系，爱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尊重和被尊重。

「5」

结语

时代变了，中国从一个贫困社会逐渐成为一个富裕社会，消费社会，男女平等产生了，可是也产生了个体化的后果，个体成为了自我幸福最主要的追逐者和判定者，却忘记了他人的存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让位与人与物的关系。

大众在媒体广泛传播的今天表面上拥有相似的面孔，然而社会差异依旧存在，韦伯传统的财富、权力和地位社会分层模式在当今的中国可以增加一个新的标准：地域，大城市、小城市、乡村中的人们拥有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

这则春节期间发生的真实的热议，表明了变化正在发生。面对变化，我们不必踌躇不前，哀叹今人不如古人，只需坦然面对，采取一种理性思考、真诚沟通的方式进行公共讨论，并回到我们古代人的智慧，像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说的“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那样去重新理解他人，尊重他人。也许有一天，中国社会真的能在多元发展中实现费孝通的理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 THE END —

☀来源：清华社科研究生（-thu），灼见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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