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怪谈｜生命经济的疯狂与代价。

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资本论》

Hello大家好呀，原本今天是想推送上周末写的一篇谋杀案的，结果迎来了2021年的首波大瓜。截至昨天，郑爽的代孕弃养风波引发了微博上高达25亿的围观和讨论，央视新闻出来正法，Prada也急忙撇清了和郑爽的所有合作关系。

郑爽代孕风波后，由她代言的Prada股价暴跌

这是典型的明星效应对蛰伏已久的社会问题大曝光，但我们也很容易在喧嚣的舆论场中忙着把个体钉在耻辱柱上，却忘记去追问、反思和判断在这个现象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时代性或社会性结点，它们又是如何相互嵌套，构筑成今天这样一幅看似荒谬却被「默许」存在多年的图景的。

昨天我们查找了许多资料，越到后面越发现以「代孕」为例的生命经济，或者说新一波历史浪潮里有关人的再生产话题，其实蕴藏了许多值得每个个体关注的面向。我们希望把这些思考总结并书写出来，很欢迎你来加入这场艰深却有趣的思考旅程。

代孕存在的「合理性」

代孕虽然听起来备受争议，但重回现场就会发现，它的存在又是一种必然。

最明显的一个现实因素是全球范围内不孕不育率的陡然升高。以中国为例，8年前妇女的不孕率就已经高居12.5%。1986年，「代孕」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提出作为一种不育妇女获得基因子女的可行方案。至少从这个官方认可来看孩子会遗传代理孕母吗，「代孕」在初期是作为对某一特定弱势群体而展开的一种技术扶持。

而代孕的「先进性」不仅仅体现在通过技术实现了对生育能力的填补，它的社会意义还在于对更多元的家庭结构，或者说伴侣关系，提供了一种开放想象。无论是日渐流行的单身主义，还是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这些都必然会带来生育实现手段的探讨。换一个问法——如果同性伴侣是被支持的（这在未来的社会中大概率会更加普遍），那么他们是否也应该享有异性伴侣所享有的生育权利？

CNN知名主持人在去年宣布自己通过代孕与同性伴侣获得了孩子

更迫切也更具政治色彩的现状则是人口老龄化。中美间的跨国代孕就是从我们国家2016年放宽二孩政策开始兴盛起来的，许多错过适育年龄的夫妻渴望通过代孕来实现政策红利下的优化选择。

但以上所有理由中只有第一个是较容易被人信服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地方对代孕门槛有很严格的限制，被一些国家所允许的代孕特指能证明生理上的「不能」后而「不得不为之」的生育选项。

就拿香港举例，只有已经结为夫妻（且为异性恋）的双方在生理上证明无法生育，才能够获得公益代孕。这里的属性还必须是公益，某种程度上是把这一选项的自由发挥空间压缩到最小。

那么，代孕究竟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还是成为强势一方实现自己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呢？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代孕产业链中不同主体的视角，尝试解释个问题。

代孕妈妈：剥削奴役 v.s生存选择

在代孕市场中，需求方的动机往往比供应方的容易理解，比如上文提到的生理上的客观无能、对组建家庭的渴望、完成繁衍和家族继承的重任，或者像郑爽一样，只是想以最小的成本完成生命的延续。

今天吃瓜群众几乎把全部焦点放在了任性的基因父母身上，但忽略了这个交易里同样重要的另一方——代孕妈妈。

作为「子宫出租方」，代孕妈妈为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怀胎九月的动机在哪里呢？美国和英国都曾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而且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现实中，代孕妈妈通常会基于自我实现的目的进行代孕。

在贫困地区，这个「自我实现」多与温饱和生存挂钩。就像BBC拍的《代孕者》中那些还苦苦挣扎在生活边缘的印度代孕妈妈，她们给出的理由异常简单，有的是为了建房子，有的是为了送儿子上英语课，还有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将来不用重蹈覆辙，走上代孕挣钱的道路。

印度和泰国是商业代孕的热门地

当然，除了金钱之外，还有一些人性化的驱动力，比如「助人为乐型」——帮助不孕夫妻的同时体验怀孕带来的快乐；或者「赎罪型」——借着替别人「消灾」让自己从以前堕胎的罪恶中获得救赎。

然而，这个看似「双赢」的利益互换，深究下去会发现远比想象中复杂。所谓「你情我愿」的外观下，其内核却更多展现的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现实不平等。

这里的「不平等」包括了很多层面，其中一个是信息不对称。比如关于代孕的合意，有位专门研究代孕的学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代理孕母的同意有时只不过是一份她不理解的语言所起草的合同上的一个手印，不能作任何担保。”

而放在中国一些偏远地区的语境下，很多女孩其实是在一种被迫和屈从的心态下「被逼着」靠代孕挣钱的，有一部分「利润」甚至需要上缴丈夫或父母，代孕的姑娘反倒成了家里赚钱的工具。

湖北代孕村中有99%的妇女选择代孕养家

「不平等」的第二个表现则在于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匹配，因此有人认为这门生意实际上是对代理孕母的一种剥削和奴化。

为了写这个题，我们昨天特意看了一部纪录片，叫《爆买生命：不断升温的中美代孕产业》。这个片子用非常写实的镜头揭开了代孕妈妈在获取报酬的背后承受了怎样的代价。

日本NHK纪录片：爆买生命

有个名叫塔尼亚的25岁代孕妈妈，为了成功受孕，她需要一直服用激素。在连续两次怀孕失败后，她只好辞掉了手头的工作，每天窝在家里静养。可见，「代孕」远非那些黑中介说得轻巧，它还是一种身体和精力的双重损耗。

很多女性因为多次代孕而患上了众多妇科疾病，有的则被要求与原生家庭短暂隔绝，还有的产妇在承担了巨大的情感割裂后得了严重的产后抑郁，需要定期看心理医生治疗。

把这种落差放在代孕妈妈和委托人的付出中来比较则geng yi mu lia。前者不仅搭上了身体和事业，而后者顶多是金钱和时间上的折损，换回的却是十月怀胎漫长煎熬的规避，以及幸福生活的新篇章。

跨国代孕又让这种不对等加剧恶化孩子会遗传代理孕母吗，由于存在物理上的距离，代孕妈妈更难从委托人手里争取到主动权，只能选择服从指示。就算碰到出尔反尔的委托人，考虑到跨国诉讼的成本，很多代孕妈妈也多半自认倒霉，忍着痛把自己刚生下来的代孕孩子送进孤儿院。

就连专门处理跨国代孕纠纷的律师也对这一问题感到悲观

所以在谈「契约精神」、「各取所需」的时候，一个更妥当的方法是跳过合同冷冰冰的条款，尝试理解代孕妈妈的真实处境。就像罗翔老师在「一席」演讲里说的，「同意」是否有效，取决于用谁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基因父母：合理需求v.s阶级落差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代孕」这个做法在古巴比伦时代是被允许的。写进《汉谟拉比法典》的法条说，离婚比代孕的情节更严重。所以为了禁止离婚，当一对已婚夫妇未能生育其继承人时，妻子可以安排奴隶代替她与自己的丈夫生育一个儿子。囿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代理怀孕的奴隶和丈夫只能采用原始的自然代孕方式来实现，无法生育的妻子不仅让渡了生育权和繁殖权，还出让了性自主权。

时至今日，现代人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离婚不仅不再是严重的事情，而且「代孕」所保护的也不再是所谓的家族继承制度，而是基因父母的生殖健康权、组建家庭权以及隐私权。当同性夫妻和单身主义者被禁止进行代孕安排而异性夫妻可以进行代孕安排时，还涉及到不受歧视的权利。

正如文章开头所说，弥补有生理缺陷的父母无法生育的缺憾，是许多支持代孕合法化的人最主要的理由之一。有人甚至搬出了「天赋人权」，认为应当尊重每个人自由选择是否生育及如何生育的权利。但至于这种权利同时会带给别人多大的伤害，则鲜少被他们谈及。

同样缺乏讨论的，是区别生育不能的「女强人」的代孕动机——比如对于现实中一心扑在事业上而把怀孕风险转嫁给她者的女性，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

2019年11月，携程CEO孙洁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携程会为公司的女性高管支付冻卵的费用。这种做法在美国的科技公司挺普遍，像谷歌或苹果这样的公司，会为女员工提供高达2万美元的冻卵福利。

携程CEO提到可以支付女员工的冻卵费用

换句话说，一些大公司打着比996更「糖衣炮弹」的旗号，实则对职场女性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放弃你成为孕妇的权利吧，省点时间为公司卖命。

除了拼事业，还有一些女性选择冻卵是因为缺乏稳定的伴侣，或者说对爱情的失望。就像徐静蕾在《圆桌派》一期节目里说的，冻卵是女性在经济独立的情况下给自己买的一颗「后悔药」。

而相比起来，「代孕」其实不具备这样的「后悔药」属性，因为一旦摁下代孕的开始键，退路就被堵上了，即便有一万个懊悔，也无法逆转对新生命的启动。

对感情的不信任还会引发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就是郑爽亲自上演的代孕后又弃养的荒唐戏码。除了委托人原先的感情破裂想对这一「爱情结晶」撒手不管外，代孕后逃逸还可能发生在出生婴儿存在缺陷或不满足预期的时候。

2020年的全球大疫情也让一部分冲动冻卵代孕的男女多出了「冷静思考」的窗口期，想清楚的委托人干脆从此消失或无理由退货，导致一些代孕机构出现「婴儿囤积」的吊诡场面。

很多中国父母会因为代孕妈妈早产而决定弃婴

「钱是万能的」这句话在代孕这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有钱可以买来不走形的体态和无痛无感的「孕期」体验，还可以买断对孩子任意处置的裁决权——想要就要，不想要就撒手逃跑。但没有人问过被裁决者——代孕孩子的想法和意见。

代孕孩子：商品客体v.s 价值主体

在整个代孕产业链中，最常被忽略的一个对象，就是拥有「两个妈妈」的代孕孩子。关于代孕孩子的亲权关系，产业链的上下游会用产权属性思考这个问题，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把人物化的理念。

研究社会学的学者李舒萌曾在访谈里质疑过代孕中扭曲的劳动关系，她认为如果把生育看成是一种劳动的话，孩子就是劳动者的产品，换句话说，孩子变成了一个商品，而孩子的属性将变得非常模糊。

比代孕孩子更复杂的问题，是还在试管里的冷冻胚胎。关于胚胎的属性，我国司法界就有过一次主体说、客体说和折中说的大讨论，起源于几年前在无锡发生的一起人体冷冻胚胎纠纷案。

案件中有一对小夫妻由于不孕不育，就在当地找了一家医院进行冻卵手术。不幸的是，夫妻俩不久后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双双去世。夫妻各自的父母于是开始争夺对胚胎的监管和处置权。

一审法院认为，「代孕」有违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体外受精胚胎不能像一般物一样任意转让或成为继承的标的。案子到了二审法院却发生了剧情反转，法官不仅认为四个独孤老人获得对胚胎的处置权符合伦理，因为胚胎继承了两个家族的血脉；而且很开创地提出胚胎附着人格利益，应当获得特殊保护。

虽然案子最后判了老人胜诉，但正如医院所说，即便原告获得了胚胎的监管和处置权，他们也无权进行下一步的代孕，因为我们国家的行政法已经明文严禁代孕行为。现在主要规范「代孕」的部门规章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但这个规定只规范医疗机构，而且缺乏对代孕法律后果和具体操作的进一步明确。这也导致很多人认为政府对「代孕」目前仍抱着「禁而不止」的观望态度。

除了对胚胎的争夺，现实中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权属纠纷，就是基因父母与代孕妈妈对孩子抚养权的争议。特别是有一些来自农村的代孕妈妈，由于知识水平不高，一开始甚至连「代孕」是什么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地把宝宝生下来了，生完后才后悔，认为自己才是孩子的合法母亲。

代孕中有关监护权的纠纷

实践中，大部分法官都会根据「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判定小孩的最终抚养权，考虑的因素包括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妈妈们」的经济水平和身体健康情况、孩子的年龄等等。虽然「儿童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了判案的基本出发点，但很多考虑因素依旧停留在表层，而对于孩子的内心、情感和尊严则极少涉及。

就像在亲权认定的问题上，大人们在判定亲权的过程中想的全是大人的问题——优先父亲还是优先母亲？优先一种基因上的关联，还是优先养育上的付出？我个人认为，缺失了孩子的讨论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和独裁。

代孕中介：信息提供者v.s 强势垄断者

看似母亲们是这个代孕产业中的主体，但真正促成这件事发生的实际上是第三方，也就是代孕中介。

「中介」这一市场角色其实很有意思，在维基百科里它的解释是「关键讯息的提供者」。换句话说，在极度追求效率与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中，中介是这种效率的保障者，它能迅速匹配买卖双方，并通过信息差来赚取收益。

我们常常说一个事情「产业化」，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个产业的中介开始批量形成，于是这个市场上的信息流通与交易过程也会进入加速赛道。代孕产业也是类似的道理，中介在当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许多境内非法代孕机构会协助孕妇去美国代孕

而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作为资本市场运作下的产物，在强弱双方相对明确的交易场景中，中介天然地带有强势倾斜倾向。这种信息流通并非为了保证两位母亲间的资源平等置换，而是在资源抵达受孕妈妈的过程中它如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种交易结构使得受孕母亲成为了更易被剥削的弱势方。

更可怕的现实是代孕产业仅是「生命经济」这一宏大版图里一个小小的模块。在这个更广袤的市场中，还涌动着我们所不熟悉的「暗流」，如「卵妹」供给、基因编辑、人口贩卖、及前段时间引来不少争议的阴婚产业等。

「卵妹」是对出售自己卵子以获取收益的女性的代称。在我们前面提到的《爆买生命》纪录片的结尾也提到了这一正在迅速崛起的生命辅助产业，纪录片中的负责人提到目前最贵的卵子卖出了8万美金的价格，而每颗卵子都有完整的主人画像——包括素颜照片、学历、IQ（平均IQ都在125以上）。

每个供卵女性都有一个「简历」供筛查

富裕阶层可以通过购买优质卵子的方式使生育这一具有不确定性的事件也能处在完全掌控中。而基因编辑则是更激进的做法——在基因阶段人们就可以「定制」一个完美后代，这在根本上撼动人类对「生来平等」的伦理认知。

在2018年提出这一说法的中国学者贺建奎被当时的122位学者联名投诉，最终这一项目被迫叫停，尽管它的初衷是为了隔绝艾滋病的遗传。

对生命经济的争议恐怕还会长期持续下去，因为人在生命面前始终应该保有敬畏，所有「独裁式」的抢夺霸占或「精英式」的优先排序都值得警惕和三思。

被誉为印度「代孕第一人」的帕特尔医生曾经这样评价过代孕：「这是一个医学问题，当然可以用医学手段来解决。」

而这篇文章想要尝试回答的，就是「代孕」在医学手段背后更复杂的意义——它其实一直在法律、伦理、公平与正义之间流动，这种流动性让我们很难对其作绝对的价值评判。但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关注并讨论这个议题，因为捍卫生命价值的过程中，应该欢迎更多不一样的声音。

现象怪谈系列：

生而为人，我们应该对生命多些敬畏和尊重